8部新片2月上映 后春节档淡季不淡******
梁朝伟两部影片“左右互搏”漫威时隔3年重回内地大银幕
8部新片2月上映 后春节档淡季不淡
2023年1月中国电影市场迎来漂亮的“开门红”——在春节档的加持下，1月最终票房破100亿，单月大盘历史上第五次突破百亿大关，是内地市场首次在2月以外达此成就。内地市场以历史最快速度冲破100亿，比2022年提早了整整10天。
后春节档票房走势如何？目前有8部新片定档2月，题材各异不乏看点，可以说虽是“淡季”，但电影并不“淡”。
《中国乒乓》能否“绝地反击”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是今年火爆的春节档中的“另类”，影片原定大年初一上映，后改为大年初三，大年初五调整为小规模放映，最终于2月17日“绝地反击”。
影片由邓超、俞白眉联合执导，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蔡宜达主演，取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乒男队低谷时期的故事。彼时瑞典队异军突起，技术打法赶超中国，铁腕少帅临危受命，组建起一支备受争议的男乒新军——负伤主力、失意老将、千度近视的削球手以及缺乏大赛经验的双子星。面对内外质疑，主教练携教练组坚持大刀阔斧改革，不被看好的“男乒新五虎”发挥各自优势，终于在1995年世乒赛上演了精彩的绝地反击，重新夺得斯韦思林杯。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豆瓣开分7分，不少看过的观众评价其热血、励志，但是档期的调整，显然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期望影片的票房能够“绝地反击”。
两部港片佳作期待票房佳绩
《风再起时》和《毒舌律师》两部港片分别将于2月5日和2月24日上映。一部是郭富城和梁朝伟的双雄探长，一部则是黄子华出演的大律师。
《风再起时》由翁子光执导并编剧，由郭富城、梁朝伟、杜鹃领衔主演，许冠文、春夏特别出演。影片取材自20世纪中叶“四大探长”的故事，讲述张扬敢拼的磊乐(郭富城饰)与内敛善谋的南江(梁朝伟饰)，在因缘际会下携手，破除旧规，立威造势，在磊乐太太蔡真(杜鹃饰)的斡旋下，成为“双雄探长”，叱咤三十年。
翁子光以自编自导《踏血寻梅》而在内地拥有众多粉丝，《风再起时》集结郭富城和梁朝伟两大影帝而备受期待。影片还代表中国香港地区竞逐今年的第95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有趣的是，梁朝伟、王一博等主演的《无名》正在热映，如今《风再起时》定档，2月影院，梁朝伟可谓“左右互搏”。
《毒舌律师》讲述的是黄子华饰演的律师林凉水，为维护深陷虐女冤案的单亲妈妈，向权贵发起捍卫法律尊严之战的故事。影片由江志强、何韵明监制，吴炜伦导演，黄子华、谢君豪、王丹妮、廖子妤、王敏德领衔主演，何启华、杨偲泳、栢天男主演，林保怡、谷德昭特别出演。
黄子华去年主演的《还是觉得你最好》叫好叫座，新作《毒舌律师》今年春节档在中国香港上映，荣登史上港产贺岁片开画票房第一。影片豆瓣评分8分，能否在内地上映时再创票房奇迹，令人期待。
漫威重回中国内地大银幕
时隔3年半，漫威重回中国内地大银幕。《黑豹2》将于2月7日在内地上映，《蚁人3》即《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定档2月17日中美同步上映。
《黑豹2》北美去年11月11日上映，内地定档2月7日，是自2019年6月底《蜘蛛侠：英雄远征》之后，时隔3年半上映的第一部漫威电影宇宙作品。电影讲述在“黑豹”特查拉国王不幸去世后，苏睿、奥克耶、拉玛达王太后、姆巴库为了保护瓦坎达而战。瓦坎达人努力迎接他们的新篇章，他们必须在娜吉雅和罗斯探员的帮助下团结起来，为瓦坎达王国开辟新道路。2020年，《黑豹》主演查德维克·博斯曼去世，在《黑豹2》中，利蒂希娅·赖特扮演新一代黑豹。
《蚁人3》是漫威电影宇宙第五阶段的首部影片。在影片里，蚁人变大变小的量子科技得到了升级，保罗·路德、伊万杰琳·莉莉、迈克尔·道格拉斯、寇瑞·斯托尔、朱迪·格雷尔、迈克尔·佩纳、艾比·莱德·弗特森等主创将悉数回归。
《不能流泪的悲伤》讲述纯情爱恋
与往年“2·14”档期爱情片云集不同的是，今年2月14日，目前只有《不能流泪的悲伤》一部定档。影片由唐家辉执导，何蓝逗、蔡凡熙领衔主演，王耀庆、许光汉特别出演，左小青、柯淑勤友情出演，讲述了赵心卉(何蓝逗饰)和林汉聪(蔡凡熙饰)从青梅竹马到年少心动，最后携手成为命定恋人的故事。距离的隔阂、家庭的牵绊，让两人一次次走散。学长陈孝名(许光汉饰)的惊喜告白，男女主角“初恋即一生”的纯情爱恋，动人又治愈。
将于2月25日上映的《拨浪鼓咚咚响》讲述了一个痛失爱子的寻仇货郎和一个寻找父亲的孩子从不共戴天到形同父子的感人故事。这段寻父之旅使充满复仇心理的苟仁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也使寻找父亲的孩子毛豆找到了心灵归宿，二人相互救赎了彼此。
《印式英语》女性当自强
2月新片中还有一部印度“老片”——将于2月24日在内地上映的《印式英语》于2012年10月在印度上映，豆瓣8.2分，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印度电影。
电影讲述喜欢做拉杜球的印度家庭主妇莎希，因为终日把照顾家人生活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中心，和时代有些脱节。不懂英语的她在生活中还受到了丈夫和女儿的嘲笑，和家人共同话题的减少让她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意外的机会，远在美国的亲人邀请莎希去帮他们料理结婚事宜。
为了促进和家人的沟通、赢得他们的尊重和关注，莎希决定在纽约的四个星期报名参加英语培训班来克服自己的语言障碍。在这个培训班里，莎希也告别了以往沉寂如水的生活，结识了各式各样的朋友——为了学好英语这一共同的目的，大家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功夫不负有心人，日夜苦学英语的莎希由零基础到在婚礼宴会上大放光芒，用英语讲述的对新人的一席祝福不仅让众人刮目相看，更让她重新赢得了家人的爱和尊重。 文/本报记者肖扬
统筹/刘江华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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